1993年的梅先生当然没想到电影节会有今日的成就,但出于爱整理的习惯,他留下了票根。“第一届的票子就是普通电影票,第二届才有了专门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专用电影票,但第一至第八届的电影票上并不标注片名。有一件事情非常遗憾,第九届电影票开始标注片名,但票面的字看不清楚,就像超市里的发票一样,过了两个月上面就什么都看不到了。”他称乙肝病毒携带者们为“战友”,在几次走访调查下来,他发现自己把这个问题简单化了。虽然在那个年代,这个话题被频繁提及,后来也有了政策法规去支撑他们,重新给予他们力量,好像他们有更多的底气,但现实并没有,相反,“他们面对一个看似难以改变的现状时,选择不再抵抗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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